在《》最新的剧情中，随着三荣行老板、基隆工委书记林义良被抓，离暴露又近了一步。
在真实的历史上，基隆工委的暴露，是台工委覆灭的开端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台工委副书记等人相继落网，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。陈泽民被抓后光速背叛，供出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台工委书记蔡孝乾，保密局的特务从叛变的蔡孝乾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。
正是蔡孝乾的出卖，让吴石直接暴露在敌人视线内，也让代号“密使一号”的吴次长付出了牺牲就义的代价。
从表面上看，吴石、朱枫等革命先烈的牺牲，台工委的全军覆没，直接责任人就是叛徒蔡孝乾。正是因为他生活腐化、贪图享乐，分分钟就背叛革命，这才让悲剧来得更快。
作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，蔡孝乾的叛变，直接为潜伏在台的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因此，吴石牺牲、朱枫就义，罪魁祸首毫无疑问就是叛徒蔡孝乾。
但是，往深了说，台工委被彻底摧毁、吴石将军牺牲，跟吴石、朱枫他们缺乏专业训练、特工经验不足，关系很大。
在剧中，吴石与朱枫处处显得不够专业，近乎业余。比如朱枫面临暴露风险时，自作主张拒不返港，这种情绪化的行为严重违反工作纪律；又比如吴石接头方式、地点选得不够严谨，这才导致两人首次会面就被段厅长当场撞见。
类似的细节，在剧中比比皆是。张灏牺牲后，吴石随手撕碎战友工作证扔进河里，给谷正文留下关键线索；朱枫住进养女家当晚，就偷偷听广播电台，这种反常表现迟早给自己的潜伏埋雷。
朱枫随身带着上级手写书信，吴石安排副官聂曦接送她，张灏和吴石在医院门口近乎公开接头——这一切，光说“考虑不周”“不够严谨”根本解释不通。
坦率地讲，无论吴石还是朱枫，都不是专业情报人员，因此在情报传递、隐蔽行动上难免会出问题。
彼时的台湾，特务僧多粥少、人人都需要业绩，尤其是在全台反渗透、抓共谍的背景下。以吴石和朱枫大错不犯、小错不断的情形来看，即使没有蔡孝乾叛变，吴石暴露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历史恰恰如此。1950年1月底，朱枫暴露后，吴石利用自身能力给她开了通行证。半个月后，朱枫在浙江镇海被抓，这张通行证成了保密局突破的关键。谷正文、叶翔之等人顺着线索一路追查，最终查到聂曦和王碧奎，也把吴石彻底暴露了。
吴石被抓的同时，台湾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
痛定思痛后我们不禁要问：即使陈泽民叛变、蔡孝乾落网，台工委只要严格执行组织制度和工作纪律，也不至于全军覆没、被一锅端，那为什么还是全员被抓，一个都没跑掉呢？
台工委的覆灭，是系统性崩溃，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叛变。
在我党历史上，隐蔽战线工作始终秉持“单线联系、互不交叉”的原则。这短短八个字，是无数地下党员用血泪换来的教训。
然而，剧中台工委情报人员纪律松懈、违规操作随处可见。林义良的行为就很有代表性：当翁连旺假扮的“庄老师”出现在药行时，他明知对方违反纪律、擅自横向联系，还是决定营救这个假冒的同志，这才给三荣行抓捕埋下隐患。
历史上，朱枫是吴石的交通员，同时她又和蔡孝乾单线联系，但蔡孝乾知道吴石的身份——这严重违反了“单线联系、互不交叉”的规定。正是组织管理上的致命漏洞，最终让谷正文顺藤摸瓜，把台工委成员一网打尽。
无论是剧中还是现实，当时的台工委都沉浸在胜利喜悦中。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，以蔡孝乾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和基层人员，想当然地认为解放台湾近在眼前、指日可待。
剧中反复提到的《光明报》案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。当时台工委活动逐渐半公开化，成员不断增加，机关报纸四处散发，误判形势、盲目乐观的情绪蔓延，最终导致了《光明报》案。
不过，《光明报》案发生、金门战役失利后，台工委并没意识到解放台湾绝非易事。
无独有偶，就像剧中演的，不仅蔡孝乾过于乐观，连聂曦也信心满满，“解放台湾、就在明年”一度成了他的口头禅。
解放台湾、华夏一统——台工委深陷胜利带来的狂热中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，始终没意识到危险在逼近。
台工委像一艘失控的巨轮，迟早会进水翻船。组织涣散、管理混乱，制度沦为摆设，纪律成了空谈，蔡孝乾一人掌握着众多人员和信息。当千头万绪都系在他一人身上时，台工委的悲剧已不可避免。
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如此看来，吴将军遇害、台工委覆灭，罪魁祸首就是蔡孝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