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者按
可能熟悉的影迷对这个故事挺熟悉：1984年，李安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当了六年的「家庭煮夫」。甚至都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回台湾了。威廉·莫瑞斯经纪公司对他毕业时的作品《分界线》挺感兴趣，觉得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导演，就跟他签了约。1990年，李安在筹拍自己当导演的第一部作品《推手》时，得到了纽约一家独立制片公司——好机器公司的帮忙。当李安说自己没拍片的钱时，公司的詹姆斯·夏慕斯说：「我们不是低成本影片之王，我们是无成本电影之王！」詹姆斯后来也成了李安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和编剧。
后来，李安在「父亲三部曲」里，展现了他对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，也琢磨了中西方文化碰到一起会怎么样。好莱坞的人鼻子可灵了，1994年，他们给了李安一个机会，让他去拍《理智与情感》。之后，李安又通过《与魔鬼同骑》和《冰风暴》，琢磨了美国的历史和家庭文化。2000年的《卧虎藏龙》之后，李安在《绿巨人》里又讲了「父子」的故事，还用《》讲了一个特别悲伤又永恒的爱情故事。而《卧虎藏龙》《》和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，说到底，就是在用好莱坞那一套工业技术和体系，回头看看咱们东方的东西。
李安这么评价张爱玲的《色，戒》：「这比张爱玲写的任何一本小说都要更残酷、也更漂亮。好多年里，她一直改这个故事。我们拍电影的时候，其实没真在『改编』它，我们是在把小说原原本本地演出来。小说里好多次写王佳芝演舞台戏，演完她特兴奋，跟朋友吃饭聊天，这场景让我想起1973年在台湾艺专的日子，我也年轻过啊。我这才明白，这种体验才是这部戏的魂儿，也是把小说变成电影的诀窍。」这篇访谈里，李安聊了他拍片的初衷、怎么跟演员合作，还有电影审查这些事儿。
问：你当时决定拍《色，戒》，是不是就知道会踩到一些「雷区」，挺危险的？
李安：是的。
问：明知道这电影会惹来不少争议，你为啥还非拍不可呢？
李安：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危险带来的劲儿吧，这种感觉让我想拍。拍完《断背山》之后，观众好像都很期待我的下一部作品，特别是亚洲的观众。我没琢磨《色，戒》会不会被评成NC-17级，或者观众接不接受。关键问题是，在中国大陆拍——还是在抗日战争那会儿，把张爱玲小说里写的一些女人的事儿，真的拍出来，这可能吗？我以前没碰过这种事，这比拍床戏更让我发怵，就看创作者有没有决心了。
《色，戒》(2007)
我准备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该跟谁合作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拿捏分寸。但这个故事的主题——人心里被压着的那股劲儿，特吸引我，我没被吓住。另外一点吸引我的是女主角。她跟我挺像的，都得靠「装」来拍电影。结果呢，这些角色一「装」，反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这让我着迷。反正那会儿我手里一堆项目里，没哪个能比《色，戒》的情感劲儿更大，所以我铁了心要拍。不过我也特担心。上周在台湾，上映前一天我还琢磨观众会有啥反应，紧张得睡不着，那滋味真不好受。
问：能说说那些比较直白的床戏吗？感觉这些戏把人物的真实一面给露出来了？
李安：这是我特别想拍的电影，那些床戏我也想拍出来。我觉得这才是最顶级的表演，必须得真。我是说，演员得靠演得真，才能让那些怀疑信服，才能活下去。就像我，当导演的，也得让观众信我。所以这问题问得好，真还是假，这是个大事儿。我们为啥拍这电影，观众为啥要看，情欲到底是啥？片名里的「色」在中文里也意味着颜色，它是你看到的一切，是生活的纹理，它不过是你自己的投射。你应该存有戒心，不要被欲望所左右。所以我想再一次说，这是一部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影片。即便以赤身裸体坦诚相见，他们仍然在表演。只要人物关系还存在，他们就还在表演。我觉得即便是面对自己，人们仍然葆有表演的一面。很难看清哪部分是真实的自我，哪部分不是演的。这也是个重要的问题，可我没有答案。
问：那些床戏你是怎么决定要怎么拍的？
李安：拍的时候我没「刻意决定」，就是每种可能都拍了。那些床戏我拍了3到5遍，比最后电影里看的多。我心里大概有个谱，但具体会怎么收尾，用哪个镜头，其实我也不清楚。所以这些戏最后怎么呈现，是在剪辑台上定的。这是我和剪辑师一起琢磨的，找怎么收尾也花了好久。没弄完之前，我不想搞什么试映。我只给五六个亲友看过这些床戏的素材，每次都剪个三四遍，看他们啥反应。最后我确定我就要这么拍，没听别人的。每个人反应不一样，有人觉得太过了，有人觉得不够。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来，没太在意别人的意见。
问：这个故事里哪部分让你心里特别有感触？
李安：这故事太大了，太悲伤、太深刻，我都说不清到底是啥打动了我。拍完三场床戏后，我在片场见了陈冲。我当时又累又懵，快撑不住了。那会儿我们得到的反馈是床戏没问题，正准备拆布景呢。这时候我拍陈冲和梁朝伟那段对话戏，整部电影才拍完三分之一，但我已经在拍最后一场戏了。我心里已经有那个画面了：没有床戏，没有王佳芝，就一个空屋子。突然我有点受不了，情绪上。不知道为啥，我特脆弱，平时在片场我都很冷静的。汤唯让我碰上了以前没遇到过的事儿（笑），就是得把自己的情绪露出来，我整个人「崩」了。所以我说不上来到底是啥戳中了我。花了我快两个月才缓过来。我觉得这电影特奇怪，特让人紧张。
问：你啥时候读到这篇小说，又决定把它拍成电影的？
李安：大概三四年前吧。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还挺纳闷，心想这真是张爱玲写的？我挺喜欢她的作品。《色，戒》有点特别。所以我就先把小说放一边了。那会儿还没想过要拍，就觉得在大陆拍这故事简直想都不敢想。不是政府不让，是观众可能接受不了。后来我老想起这个故事，好多细节在我脑子里转。拍《断背山》的时候，我总想起《色，戒》。感觉它在叫我。宣传《断背山》那六个月，又累又忙，我突然有想法要把它拍成电影，但也怕、也担心。我先把它翻成英文，给合作伙伴詹姆斯·夏慕斯看，问问他的意见，他当时在焦点影业。他压根没琢磨女性性行为和战争背景会惹啥麻烦。所以我决定拍了。那段时间一直在忙剧本。
问：你有没有去采访那时候在上海生活过的人，或者做了啥特别的研究？
李安：我从小对那会儿的历史就知道点。那是个不能提的时期。汪伪政府让两边都尴尬，所以那会儿的故事不让拍，我从来没在电影里见过那个时代。就听我爸妈那辈人 vaguely 提过几句，从小接受的也是爱国主义教育，听了很多抗日打鬼子的事，但占领时期的事儿，啥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做了好多研究，看了不少史料，也采访了些老人。
问：你咋挑中梁朝伟这个老戏骨，又怎么找到新人汤唯，还让他们俩搭出戏来的？
李安：汤唯的角色比较年轻，故事里她19到22岁吧。这个年龄段，除了章子怡，当时没别的女演员了，但我觉着章子怡不合适。所以我立马决定必须用新人，筛了一万多个年轻女演员，才找到汤唯。看剧本、面试之后定了她，那时候她还名不见经传。我觉得梁朝伟是最合适的人选，跟小说里易先生的样子差不多，跟汤唯的年龄差也不算大。你看《理智与情感》里，19岁的凯特·温斯莱特还跟36岁的艾玛·汤普森演姐妹呢。汤唯和梁朝伟都很敬业，都来问我想要啥样的表演。梁朝伟经验多，但这次合作，更像是让他扔掉过去的经验，演一个跟自己完全相反的人。他是个好演员，我就使劲给他信息，启发他，一遍遍排练。汤唯呢，我觉得她有天赋，当导演的我，跟她合作不费劲。她每次给的镜头都不一样，让我惊喜。梁朝伟就不一样，从第一遍到第十遍都好，在一种表演里一直磨。汤唯老换状态，注意力不集中。这得导演和演员慢慢磨合。得谢谢梁朝伟，哪个导演不想跟他合作啊？比如酒馆唱歌那场，梁朝伟可能哭了，我先拍他憋着哭的样子。再去拍汤唯唱《天涯歌女》，为了让她唱进去，梁朝伟哭得不行。我说不用这样，演得有点过了，他说他攒着这些眼泪呢。那场戏拍了13条，他一次比一次哭得凶，感情越深。这种专业、投入的演员，给电影加了不少分。
问：汤唯是不是压力特别大？听说拍的时候她晕倒过？
李安：是的，就是在后座上拉扯那场车戏之后。那是情绪积累，一直有压力。汤唯这样的演员，得靠这个角色把电影撑起来，我几乎每周都得让她进下一个阶段。我得给她压力、批评，让她不断突破自己。对她来说，这就是拍摄计划。所以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问：你愿意为了在大陆上映，把电影剪一剪吗？
李安：我觉得这电影能在大陆上映，本身就是一大进步。而且他们能让我按自己的想法拍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「受欢迎的客人」。其他看过这电影的大陆导演跟我说，「只有你能拍，别人拍不了」。就算导演同行，他们也做不到。我还是觉得这是大进步，因为到处都能看到这电影的消息。大陆观众可以飞香港或者洛杉矶看，或者通过别的渠道看完整版。其实就剪了床戏和刺杀的镜头，他们说是因为没分级制度。就是这么回事。
问：很少有导演能像你这么顺畅地在不同国家之间拍电影。你能说说华语电影现在啥样，还有你在让华语电影走向国际上起了啥关键作用吗？
李安：我觉得华语电影现在有它自己的路子，但我担心它能走多远。这就是我们得面对的复杂情况。很多导演跟我一样，都选了更商业化、更大的主题，比如吴宇森、张艺谋，走向了国际。但这么一来，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，我们得向某种「口味」妥协——好莱坞也这样。好莱坞不光要伺候美国观众，全世界都是它的观众。就像香港电影不光服务本地，还要管台湾和东南亚市场。所以你在丢掉一些东西的同时，能靠一部有亚洲特色的电影往前走——我做的就是想把观众拉回东方的故事里，要是能慢慢做到，就最好了。现在电影圈，有人成有人不成，不能说现在的模式多完美，但它在进步，因为电影业得长远发展，华语电影市场潜力也大——说中文的人比说英语的多四倍呢。当然，审查、导演创作和市场之间还没形成良性循环，因为我们以前太否定自己的文化了，不像西方那么自由自然地发展。电影类型和观众习惯都没完全形成，环境还不健康，老两极分化。一头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导演，另一头是独立电影人拍的小成本片子，比如去年靠《三峡好人》拿金狮奖的贾樟柯，但毕竟是艺术片，观众不多。我觉得华语电影市场应该健康地发展——多点自由、创造力，电影人和观众多沟通——用咱们自己的方式，形成一套共同的电影语言。我们不能光迎合好莱坞，那不行。但有时候又不得不，因为好莱坞已经搞出了一套特别管用、大家都懂的电影语言。啥都需要时间，我们路还长着呢。我觉得我是里头的一员，但有点怪，因为我既在里头，又像局外人。我觉得我是一座桥。
问：拿了奥斯卡之后，电影圈对你的看法变了吗？
李安：是的，当然。但回到大陆拍这部电影，不管咋样，他们都特支持我，对我的事特感兴趣，我觉得这都是奥斯卡带来的影响。他们的帮助让我的梦实现了。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前很难谈，拍《色，戒》的时候，我说找不到想要的那种街道，他们就搭了两条街。那是我见过最大的布景——我要的场景，他们啥都肯干，赴汤蹈火。有些东西让我拿了奥斯卡，得奖后我就能追求更多了。我觉得如果 people 知道你的野心，他们会尊重你的努力。他们能感觉到，我不是想靠这电影赚钱，而是真有话想说。
问：听说你拍完《绿巨人》后想过退休，真的假的？
李安：我就是累了。那会儿我跟制片厂较劲，想让他们按我的方式拍，跟漫改电影的规矩、制片厂的条条框框干，受了不少委屈。累，身体也难受，特别是《卧虎藏龙》之后。我确实歇了一阵，那会儿特沮丧，不知道日子咋过，我不能不拍电影啊。我得回来，就像从马上摔下来，你得再爬上去，不然就永远上不来了。我还得面对我的孩子，我都40多岁了，我想：我得给孩子树立个啥榜样？所以我不能不拍。我想起三年前看到的一个短篇小说（《断背山》），它好像跟我说：「没人能把它拍成电影......」（笑）所以我选了它，觉得肯定有人喜欢这个故事。拍《绿巨人》我真的很享受，拍的时候特真诚。但他们像推销《蜘蛛侠》那样包装这电影，让我特难受。所以我想拍个小点的电影，放松一下，结果《断背山》帮我走出了低谷。我不工作的时候，不知道日子咋过，特烦躁。
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，所以我所做的是将足够多的信息给到他，不断地启发他，一遍又一遍地排练。至于说汤唯，我觉得她是个有天赋的演员，作为导演，我不觉得和她很难合作。她每一次给到的镜头都不一样，让我感到意外。这跟梁朝伟很不一样，他从第一遍到第十遍都很好，而且在一种演技中不断打磨。汤唯却总是在不同的状态里切换，不会那么集中注意力。这需要导演和演员之间耐心地磨合。感谢梁朝伟，我觉得没有哪个导演不想和他合作吧。
例如在酒馆唱歌的那场戏，梁朝伟可能哭了，所以我先拍了他的表情，他在努力克制自己的心情。然后再去拍了汤唯唱《天涯歌女》的戏份，为了让她唱出来，梁朝伟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和他说没有必要这么做，这在表演上有点过了，但他说自己一直在积蓄着这一次次眼泪。那场戏我们拍了13条，他每次都哭得越来越有感情，越来越凶。他是那种专业、投入的演员，他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太多。
问：汤唯的身上是不是有很多压力？听说她在拍摄过程中曾一度晕倒？
李安：是的，那是在他们在后座上挣扎的那场车戏之后。那是一种情绪。有持续的压力。像汤唯这样的演员，需要通过这样的角色中让整部电影丰富起来，我几乎每星期都要让她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我必须给她压力和批评，让她不断突破自己。对她来说，这就是拍摄计划。所以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挺过整个过程的。
问：你愿意为了在中国大陆上映，而去删减影片吗？
李安： 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在大陆上映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而且他们能够允许电影完全按照我的意愿去拍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「受欢迎的客人」。其他看过这部电影的大陆导演对我说，只有你能拍这部电影，其他人都拍不了。即便是作为导演同行，他们都没有办法。
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进步，因为到处都能看到这部电影的信息。大陆的观众可以飞到香港或者洛杉矶来看它，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看完整版本的影片。而实际上，只有性爱和刺杀的场景必须被剪掉，他们和我说这是因为没有分级制度。这就是真实的情况。
问：很少有导演能像你这样优雅地跨越国界。你能谈谈华语电影的现状，以及你在让华语电影获得国际知名度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吗？
李安：我觉得华语电影的现状自有其模式，但是我担心的是其持续性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面临的复杂情况。我觉得很多导演像我一样，都选择了更加商业化、更宏大的主题，比如吴宇森和张艺谋，走向了国际。但这么一来，正是为了保持独特性，所以我们都需要向某种品味妥协——好莱坞也是如此。好莱坞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观众，它面对的是全世界。就像香港电影业面对的不仅是本地观众，还有整个台湾和东南亚市场一样。所以你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，却能通过这样一部具有亚洲特色的电影取得进步——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将观众拉回东方的叙事中，如果可以慢慢地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最理想的了。
当下的电影状况下，有些人比较成功，有些人不成功，我不能说现在的模式很完美，但它在进步，因为电影业需要长足的发展，而华语电影市场又有很大的潜力——说中文的人比说英语的人要多上四倍。当然，审查制度、导演创作和市场之间的良性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，因为我们在过去曾如此深刻地否定过自己的文化，而不是像西方那样自由、自然地发展。
电影的类型和观众的观看习惯都没有完全形成。整个环境还没有那么健康，常常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。在这个极端的一头，是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几名导演，另一端是一些独立电影人拍的低成本的影片，比如去年刚刚凭借《三峡好人》获得金狮奖的贾樟柯，但毕竟这是一部艺术片，所以没有什么观众。我觉得华语电影市场应该以一种健康的方式继续发展——更多的自由度、创造力、电影人和观众之间的沟通——以华人的方式获得一种共同的电影语言。
我们不能一味地迎合好莱坞的口味，那是行不通的。但有时却不得不那么做，因为好莱坞已经建立了如此有效、共同的电影语言。一切都需要时间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想我肯定是其中的一员，只不过显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既在局中，又像是一个局外人。我觉得我是一座桥梁。
问：获得了奥斯卡奖之后，行业是否改变了对你的看法？
李安：是的，当然。但是回到大陆拍摄这部电影，无论如何他们总是非常支持我，对我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，我觉得这都是奥斯卡奖的影响力带来的。他们的帮助让我的梦想得以成真。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曾经很难谈下来，但是在拍《色，戒》的时候，我说我找不到理想中的街道，于是他们就搭起了两个街道。
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布景——我想要的任何场景，他们都尽力而为，赴汤蹈火。某些东西让我拿到了奥斯卡，而得奖之后我可以去追求更多。我认为如果人们了解了你的雄心，他们会尊重你的努力。他们可以感受到，我不是想靠这部电影来赚钱，而是有真正想表达的东西。
问：听说你在拍完《绿巨人》之后想过退休，这是真的吗？
李安：我只是累了。我当时在和制片厂抗争，想让他们按我的方式来拍，我在与漫改电影的惯例和制片厂的条条框框抗争，有很多的委屈。这很累，身体上也很难受，特别是在《卧虎藏龙》之后。我确实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非常沮丧，我不知道我的生活该怎么办，我想我不能停止拍电影。我必须回来，就像你从马背上摔下来时，你想再爬上去一样，否则你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我还必须面对我的孩子，我已经40多岁了，我在想：我应该为自己的孩子树立什么样的榜样？所以我不能这样做。
我想到了三年前读到的个短篇小说（《断背山》），它像是在对我说：「不可能有人把它拍成电影......」（笑）所以我选择了它，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这个故事的。我真的很享受拍《绿巨人》，拍的过程中我非常真诚。但他们像推销《蜘蛛侠》一样去包装这部电影让我很难受。所以我想拍一部规模小一点的电影，放松一下，所以实际上《断背山》帮助我从那个低谷中恢复过来。当我不工作时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的生活，我会变得非常烦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