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从哪儿出发，最后就会回到哪儿，一起走的人也会平平安安地回来。年轻的男孩女孩们，出身各不相同，偏偏缘分让他们绑在一起，一路长大。”伴随着那纯净得像天籁一样的歌声，少年天宝的传奇故事就在电影屏幕上慢慢展开了。风雪刮得凶，路途又远，这部“从头到尾都让人喘不过气”的大史诗电影，把壮美的自然风光和滚烫的红色信仰融在了一起，成了2025年暑期档最让人期待的国产好电影。
《天宝》改编自藏族作家降边嘉写的《藏族老红军天宝传》这本书，由于守山当总监制，还有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导演，再加上新锐导演艺兮一起执导的。这是继《周恩来回延安》之后，刘劲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作品，也是他作为天宝的同乡，给天宝参加革命九十周年的献礼作品，带着满满的心意。
天宝，本名叫木尔加·桑吉悦希，1917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县，1935年春天开始参加革命，同年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1935年春天到1937年夏天，他跟着红军队伍长征，三次走过草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当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这些职务。
和以前那些讲红色革命历史的电影不一样，《天宝》用一种“非线性叙事”的方式，来讲藏族小扎巴天宝是怎么“觉醒”的：佛堂里的经幡、雪山草地、土司的大官寨、延安的窑洞，还有天宝和央珍第一次见面的那条小河，草原上一直飘着的旗子，阿坝州一年四季都那么清澈的天空和云彩，这些场景一会儿是现实，一会儿是记忆，来回切换，画面特别震撼，感情也特别饱满。那种冰和火交织、生和死考验的革命路，拍得特别有诗意，特别美。
刘劲既是导演也是编剧。为了写《天宝》的剧本，他把自己关起来一个半月，没日没夜地写，两万多字一口气就写完了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现在想想觉得挺轻松，但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是在跟自己较劲。因为电影剧本和话剧、电视剧不一样，不能光靠台词讲故事。电影得用镜头来讲故事，这太难了。我写的剧本两万多字，台词没几句，大部分都在描述镜头怎么拍。”
“写到最后结尾的时候，我哭得眼泪直流，整个人都燃起来了，特别激动。”
作为同样从马尔康县走出来的表演艺术家，刘劲从小就听过藏族红军天宝的故事，对嘉绒藏族的日常生活、民俗文化、宗教历史也知道得特别清楚。拍的时候，他好几次给主创团队“紧急上课”，要求电影里藏民的穿着、打扮、配饰、用的东西，都得和嘉绒藏民平时的生活、风俗习惯一模一样，尽量做到“细节真实”。为了让自然环境能像一种象征，和人物的命运融合在一起，电影里所有的取景地也都是刘劲导演精挑细选的。他挺有把握地告诉南都记者，少年天宝和央珍姐姐第一次见面的地方——马尔康卓克基西索村那条漂亮的小河边——以后可能会成为川西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。
听说《天宝》要拍，而且刘劲导演来牵头，阿坝州13个县市的领导马上说：“我们要像当年支援红军那样，支援《天宝》的拍摄！”
7月10日，电影《天宝》就要在2025暑期档上映了，在人民院线上映。现在，阿坝州境内所有的大屏幕，都换成了《天宝》的电影广告，阿坝州政府还出了政策，游客用《天宝》的电影票根可以去换景区的门票。
“很多朋友在路上给我发照片，他们在高速路上看到，在阿坝州那么美的景色里，在那么大的高原上，《天宝》的大牌子立在山和蓝天之间，那种感觉特别震撼，像穿越了一样。”刘劲导演告诉南都记者。
南都专访电影《天宝》导演、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劲
著名表演艺术家、电影《天宝》导演&编剧 刘劲。
非线性结构讲述天宝传奇一生
真实反映嘉绒藏族历史文化
南都：电影《天宝》讲述了一个藏族小扎巴成长为红军战士，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故事。您为什么起意拍这样一个主题的电影？
刘劲：我和天宝是老乡，都来自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都是马尔康的。天宝是我们马尔康走出去的藏族革命家，我小时候就听老师和大人们讲过他的故事。后来我演主旋律电影，就一直觉得，国内影视作品还没拍过他，挺遗憾的。我有一种情怀，一个心愿，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么个传奇的、民族英雄式的人物用电影拍出来。正好家乡建州70年，阿坝州政府也有这个想法，所以我们一拍即合，就提了这个事。
南都：
剧本是好电影的基石。您不仅担任电影《天宝》的导演，剧本也是您亲自操刀，请谈谈具体的创作情况。
刘劲：
天宝本来是个小扎巴，他自己又是嘉绒藏族，再加上参加红军革命，所以我常说这是个革命、民族、宗教这三个特性统一的作品。革命的东西我们拍起来顺手，《长征》都拍好几遍了，都是沿着长征路实景拍的。但是民族和宗教本身就特别敏感。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碰这个题材，也有这个原因。没办法，我们写的就是这么个敏感的，或者说容易“踩线”的人物。所以剧本创作也是一波三折。
我本来请了一个特别厉害、也特别有名的编剧，他也是《周恩来回延安》的编剧。《周恩来回延安》是我自己第一次当导演又演的电影，上映后拿了不少奖。这个编剧经验很丰富，没想到他一写，稿子就被不停地推翻、否定。后来他给我发了30多稿，自己都急了。主要问题在哪儿呢？不是专家们通不过，我们自己都通不过。一写红军觉得特别有戏，很饱满，但剧本里有几条线，一写到藏族，特别是宗教，就觉得特别干巴、没戏，有的地方也不够准确。为了去体验生活，我带他去阿坝州天宝以前生活过的地方，走了一遍红军长征到藏族地区的路线，爬雪山过草地。因为那里地方复杂，既有农区又有牧区，天宝又三次走过草地，没方向感，写着写着就容易写乱。
他走了一圈回来，又写，好了一点。但我们发现，他可能还是对藏族生活不太熟悉。天宝本身是个僧人，编剧没写出他身上的“佛性”。最后没办法，马上要开机了，所以我就说我自己来吧。我生活在那个地方，对长征题材、革命很熟悉，我的同学都是藏族，起码我们那个地方的寺庙我也很熟，于是我就把自己关起来，从头到尾等于推翻了重新写了个剧本。用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关在屋里不出门，白天黑夜地写，一口气写完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轻松，但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是在跟自己较劲。因为电影剧本不像话剧、电视剧，可以靠台词讲故事。电影必须用镜头来讲故事，这太难了。我写的剧本两万多字，台词没几句，大部分都在描述镜头怎么拍。
写到最后结尾的时候，我哭得眼泪直流，整个人都燃起来了，特别激动。我当时拍了张照片，电脑屏幕的反光映着我的影子，模模糊糊的，我发给我们的总监于守山，我说：“你看我都写哭了，马上要结尾了。”这张照片他现在还留着，真的是个特别有意义、值得纪念的瞬间。
南都：
这个剧本您认为最主要的创新点是什么？
刘劲：
因为我同时是这个电影的导演，写剧本的时候我直接就写了分镜头剧本，用文字来描述画面。
另外也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我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拍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，昨天我还跟唐国强老师通电话说，我们合作都整整30年了。我们拍了好多戏，像《长征》《延安颂》《解放》，包括《志愿军》《建国大业》，全是按时间顺序来的线性结构，因为主旋律创作就是按历史脉络来的，讲究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，大事不能瞎编、不能乱想。为什么有重大历史领导小组？那些大专家就是把这个关的。我们以前拍的片子都是按线性结构叙事，创作难度比较小，也不会出问题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坏处，就是节奏慢，太“厚重”了。主旋律后来慢慢观众就不爱看了，也和创作上陷入模式化的瓶颈有关系。我就一直想突破，电视剧可能难一点，因为太长，必须慢慢讲。至于电影，我就一直想用非线性结构或者交叉结构来创作。
天宝从1935年参加红军，一直到70多岁退休，参加革命60多年。这也是个传记片，怎么在一部电影里装进60年？从参加红军开始，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，然后回四川跟着十八军进藏、剿匪，西藏和平解放后又当了十几年西藏自治区主席，再回四川当省委书记，最后退休。这么多内容怎么写？就得取舍。这个过程特别艰难。
后来我决定用非线性结构。一开始还不是像现在电影这样，现在上映的版本开头是在磕长头的路上，以前开头是个梦境，梦见自己在磕长头的路上，突然惊醒，满头是汗，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就是人物的一个特写。然后画外音：“毛主席来看大家了——”毛主席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，但天宝马上反应过来，起身把门一拉开，一看是陕北高原的窑洞，他立刻往外跑，这时候出片名。这就是非线性叙事的一个典型表达方式，从中间开始讲故事。
但是写着写着，非线又不“非线”了。这就是创作的难度，因为写非线性特别难，剧情时不时得回来，怎么回来？也不能回来一下又走了，回来以后得有戏，才能构成非线性结构，两边才平衡。我说不管了，我就先把剧本结构定下来，确定从他8岁去寺庙当扎巴开始，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剿匪，那时候他已经成了西藏自治区主席、阿坝州藏族自治区主席，是个成熟的革命家了。没想到送上去一稿就通过了，我们后来就是按这个剧本拍的。
南都：
电影《天宝》里有很多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镜头，其实这部分是我们大多数观众不熟悉的。您在拍摄藏民这部分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考量？
刘劲：
我写剧本的时候，更多是在描述画面里出来的人物，他们的穿着打扮。我知道主创团队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果然。我们的主创都是特别好、特别有实力的艺术指导，圈里的大咖。但我们在成都集中，开始给演员造型的时候，我一看，整个妆容乱七八糟。因为我拍的是嘉绒藏族，不是安多藏族，不是白马藏族，也不是西藏地区的藏族。
后来我给主创开会，从零开始让他们翻资料，查嘉绒藏族的历史、文化，带他们去成都的藏族街上看，那些衣服配饰，哪个是嘉绒的，慢慢给他们熏陶，让他们赶紧去掌握。他们都是高手，很快就进入了状态，然后重新做衣服，重新配首饰、配饰。
但是做出来的衣服太新了。那个年代的奴隶，天天劳动爬山的人，怎么可能穿那么新的衣服？拿去做旧，做出来还是新的。后来我说这样，赶紧派人去老乡家里借，或者买他们现在干活穿的衣服。这样收集了一大堆。特别可笑的是啥？拍《天宝》，服化道想到要有陈设，从横店给我拉了两车道具过来。我后来把他们批评了一顿，这些东西99%都用不上。藏族家里或者土司家里，怎么可能有小马扎、小圆桌，还有柜子？简直是瞎想。我让他们赶紧看资料，奴隶家啥样，天宝家啥样，土司家啥样。
因为准备时间比较短，开机后，我每次到现场，下车就直奔场地，看见哪些东西是汉族的，全扔出去。扔完场地几乎就空了，怎么拍？只能重新想办法。
我要的是细节，是他们的生活。在阿坝州我们给《天宝》做点映预热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哪个地方不对。
家乡阿坝州鼎力支持
镜头带出绝美川西风光
南都：
听说《天宝》的拍摄得到了四川省政府和阿坝州政府的大力支持，阿坝州的领导也出席了北京首映礼。能否讲讲这方面的情况？
刘劲：
《天宝》是院线电影，院线电影就得考虑票房，压力特别大。我们的资金构成也很特殊，因为牵扯到演员的选择。现在要请有流量、有号召力的演员，就得有钱，我们又是个没钱的剧组。
立项后，我们申报了四川省的重大文化项目基金，省领导一看是我在牵头，又是这么个题材，就给我们评上了，等于中标了，给了我们一笔扶持资金。这笔钱1000多万，基本上就可以建组了。
但肯定不够，一个电影最少也得四五千万，又是实景拍摄。后来我就去阿坝州找领导，找州委书记、州长，去了好多次。所以我现在说实话，我们就是靠国家、靠政府。
这次我们回家乡阿坝给《天宝》预热，州领导和各个单位都集中看了，看完很感动，起立鼓掌，没提任何质疑。《天宝》7月10日上映，在电影频道推荐暑期档，我亲自上去推荐的，视频出来后我发给州领导，我们州长罗振华马上打电话来，说刘劲老师太好了，我们阿坝州要加大宣传，我已经布置下去：第一，用电影票根换景区门票；另外，把阿坝州境内所有的大屏幕，不管是公路上、景区里还是城市里的，全部换成《天宝》的广告。
很多朋友在路上给我发照片，他们在高速路上看到，在阿坝州那么壮美的景色里，在那么大的高原上，《天宝》的大牌子立在山和蓝天之间，那种穿越感特别震撼。
当年红军天宝那一代人爬雪山过草地，浴血奋战，吃草根树皮，为了啥？就是为了跟今天形成这么强烈的对比。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现在都有了高速公路、高铁，我们这个新时代真不是白说的。
南都：
《天宝》完全是实景拍摄，阿坝州地域广袤，自然风光绝美，您是怎么挑选取景地的？
刘劲：
我先让美术副导演还有另一个导演艺兮去取景。因为那些地方我都熟，不用去看。我当时在忙活跟主创开会，读剧本，继续打磨剧本，做各种准备。他们采了半个月景回来给我看，有的还行，有的我就否了。当我真正到阿坝州外景地住下来，走到现场去看，才发现完全不对。
戏里有几个重要场景，雪山和草地没问题，现成的。我们当年拍《长征》就在那儿拍的，那个地方也不能开发，也没开发价值，就是旁边立了个碑，向红军英烈致敬。再过去就是茫茫大草原沼泽地。
但有官寨的戏，就是土司家，有天宝家的戏，拍他们那个村寨子，这里边就有很多要求，主要是表现嘉绒藏族的特色。我要把嘉绒藏族的文化和日常，我小时候见过的那种最原始的状态呈现出来。
小天宝和央珍姐姐第一次见面的情节，是我在剧本里强化的。我让他们去找一个地方，山泉流下来，有一棵树，有一条小道，央珍姐姐天天在这儿背水。藏族妇女从小就背水挤奶，小天宝小桑吉悦希也拿了个水桶，他是给寺庙打水，两人第一次在那儿邂逅。然后随着他们长大，老在这个地方有戏发生。但是这个场景他们给我找了无数个，有的离我们驻地开车要三个小时，到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。
他们没理解我要啥。从天宝8岁起，我换了三个演员，8岁的小天宝，十二三岁的少年天宝，18岁的成人天宝。从寺庙里加持皈依到慢慢长大，我的人物年龄必须在几个相同的场景里叠加。因为观众熟悉了，比如小河边是他们日常常去玩的地方，这样就把情感链条构建起来了。
我们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《拉里谢姆》，小央珍唱的，他俩在河边，还没见人就听见歌声了。藏族女孩唱得特别清纯的天籁，小天宝一听就听傻了。抬眼看见一个小姐姐背着水桶过来，这是西索村的小河边。他本来走了一半都上岸了，叫了一声姐姐，把自己打的水倒进姐姐桶里，一笑，走了。这时姐姐把他喊住，从怀里掏出一把蚕豆放在弟弟手里，走了。弟弟看着远去的背影，他们就这样邂逅了，故事开始了。
这首歌贯穿全剧，歌词有意思。“你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，同行的伙伴亦会平安归来。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出身迥然，缘分却让他们羁绊成长。”这是嘉绒藏语翻译过来的，片子里有汉语字幕。“来自远方汉地的白铜被做成一对唢呐，即使分开驻扎，也终会被同时吹响，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”。这首歌唱了天宝的一生，原来这三个孩子，小天宝是扎巴、央珍姐是寨子里普通的藏族少女，还有小土司，总一起玩。《拉里谢姆》是嘉绒藏族的一个曲牌，民间有很多种旋律，不同的歌词。写剧本时我一听到这个歌，马上就找到感觉了。将来上映后，马尔康卓克基西索村这个地方可能会成为热门打卡地。
我还让艺兮导演带了一个分队，带着无人机等设备，去13个县拍空镜，把最好的景点拍下来，用到片子里。再弄个替身，天宝一路磕长头，正好让替身穿天宝的袈裟，远远看不清楚，把景带出来。片子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各种不同的在路上磕长头，把莲宝叶则、雪山草地都带出来了，太漂亮了。
主要的景一个是天宝的家乡马尔康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。另一个是官寨，当年毛主席、周恩来和朱老总在那儿待过几天，而且在那开过一个很重要的会，叫卓克基会议。当时共产党不能扰民，严格执行民族政策，毛主席他们要带头，头天晚上到了以后没进官寨。官寨旁边有三棵树，毛周朱三个人在那拴着马坐了一夜。那三棵树旁边现在还修了个《卓克基红军长征纪念馆》，上面就是土司官寨。第二天毛主席他们进官寨，毛主席一看震惊了，感叹说：“古有梅屋，今有官寨。”这些我小时候都听说过。
与高海拔缺氧作斗争
全身心投入，拍天宝也是拍自己
南都：
阿坝州海拔高，演员在拍摄过程中需要克服高反，料想也很不容易。
刘劲：
是的。因为平均海拔都在三四千，在外景地，本来缺氧，有时候还下雨下雪，经常有演员拍着拍着就倒了，上一个全景镜头里他还在，下个镜头就不见了，送下山了。天天都在跟高海拔缺氧作斗争。
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抢时间，习惯了现场跑去拿东西。有一次在海拔4000多的地方拍戏，需要一套服装，服装员小姑娘就跑到厢车去拿。因为有时候怕穿帮，车都停得比较远，结果没想到跑的路上一下就晕了，昏迷了，赶紧往山下送。后来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，就救不过来了。
南都：
《天宝》即将在7月10日于人民院线上映，是暑期档中的重磅。作为导演您有什么感想？
刘劲：
今年是天宝入党90年了，正好把片子推出来。我作为他的同乡，这个责任就像天宝有灵一样，落在我身上了。而且只有我能拍，换个再大的导演，他可能也遇到难以解决的民族文化冲突的问题。
其实电影拍到后来，我觉得是在拍我自己的童年和少年。电影里的生活都是我自己的，比如蚕豆这个细节，就是我当年在学校劳动时，一个藏族姑娘跑过来把一把蚕豆塞我手里，转头跑了，一句话没说。这个细节一直刻在我心里。
包括挖菌子的情节。当时红军特别弱，打不了仗，天天吃野菜，吃得吐，后来到什么程度，吃野菜必须党员带头。没油水，抵抗力下降，又加上霍乱、风寒流行，减员特别多。最大的一个干部是师级干部，最后在那儿因为这个牺牲了。我们阿坝八九月份就出菌子，山上野生的菌子，像蘑菇、松茸、鹅蛋菌几十种，我小时候经常带着干粮天不亮就上山，到原始森林那边，背着背篓捡菌子，晚上才回来，天然的菌子最美味。影片里央珍和天宝也是去给红军捡菌子，在那儿遇到假红军。国民党要袭击红军医院，穿着红军的衣服，但不识路，遇到央珍他们让带路，但央珍姐姐发现这是假的，让天宝回去报信，自己把假红军往悬崖上带，最后毅然决然地坠崖。这些虚构的情节里都融入了我自己的生活。
很多专家都说，这么多年来，在《农奴》《金沙江畔》这些藏族题材影片里，《天宝》是最好的，有创新，有美学价值，评价很高。我自己反正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戏了，比我拍《周恩来回延安》还上心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 黄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