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知我采访了，同事有一天刚到办公室，就找我聊起了她导演的纪录片《他乡的》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剧照。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这同事本该挺熟的，但除了工作，我们平时很少聊天，基本不聊孩子和家庭的事。她孩子两岁半了，感觉她对“当妈”这事儿，心里还有点没底，不太适应。聊到纪录片的最后一集时，她说话越来越快，情绪也挺激动的。
这集说的是带孩子去泰国上学的父母的故事，也是最后一集。一群“为了孩子能过得更好”的父母，带着孩子一头扎进了新环境。他们自己也得和孩子一样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在那里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失控，可能会搞砸，但也可能找到自己理想中的日子。
周轶君最后采访了一个带着老婆孩子去泰国的爸爸，他特别的地方是，他主动退了自己之前选的路，出家了。
“我刚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也没想清楚要找的方向到底是啥样，”这个穿着僧袍的爸爸坐在禅院的廊亭里，和周轶君聊起自己的选择，“到了这边（泰国）之后，就比较清楚了。那个东西好像不在‘外面’，不是环境，也不是说哪种教育才是我们想要的。要解决问题、找答案，好像和外界有点关系，但关系没那么大。我要是没出家，去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就是自己的格局不够，爱也不够，总想着去塑造他（孩子），总想管着他的成长。”
周轶君问：“您是不是觉得家长很多时候都挺执着的？”
“我觉得不是‘很多时候’，基本上时时刻刻都这样。你会做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……孩子是人，大人也是人。同一个人，今天挺好，明天可能就糟了，后天可能又好了。孩子也一样……我们常说的信佛修行，叫‘大丈夫’‘大英雄’，就是要勇敢一点，勇敢干什么？勇敢看清自己。”
正是这段话对她冲击挺大。当了妈之后，她更清楚地感觉到，那些甩不掉的、在孩子身上的执念。她说：“我们好像都给孩子写好了剧本，但其实，孩子自己也有剧本。”
《他乡的童年》这系列，五年拍了两季，每一集都去一个地方：日本、芬兰、英国、以色列、德国、法国、新西兰、印度、新加坡、泰国……人们可能想从里面找点解决自家问题的法子，但周轶君没给标准答案。
（图/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）
纪录片最后是周轶君走在寺庙里的画面，大大的闭着眼睛的佛头安安静静地放在院子里，留下一个终极问题：“我要去哪儿？”
对周轶君来说，走路是常事儿。她的第一本书《离上帝最近：女记者的中东故事》里，序言标题就叫《飞去母亲不知道的地方》，年轻的她不敢告诉妈妈自己要去打仗的地方。到了中东，在空袭和乱糟糟的枪声中，她开始关注孩子。
放风筝的孩子、被炮火吓哭的孩子、电台里大声唱歌的男孩……书里她还写了自己参加巴勒斯坦孩子葬礼的事。当时的数据说，96%的加沙孩子因为看了打仗的场面，心里都有问题。
这段经历就是《他乡的童年》的开头。后来，更多人因为《锵锵三人行》认识了当记者的周轶君。拍《他乡的童年》时，她带着“国际记者”的眼光，从童年和教育这块儿，继续观察时代对人的影响。2019年，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一季播了，很多人看了这部片子，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这几年网上，好多家庭和教育的热词，比如“重新养自己”“原生家庭”。大家好像不约而同地，都有了“往里看”的自觉，审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，重新和家人处关系。有人看到了爱，有人感受到的是恨；有人觉得够，有人觉得亏……
在这些讨论吵来吵去、闹得挺凶的时候，周轶君找了个窗口，跑遍世界，试着往外找更多的可能。
2025年5月19日，尼泊尔辛杜利区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。（图/视觉中国）
她在日本看到大家集体护着孩子，在芬兰看到孩子没边儿的自由和尊重，在法国看到话里藏着的力量，在德国看到规则怎么把一个国家塑造成那样，在新加坡看到“内卷”背后的历史劲儿，在泰国看到重新开始生活没想象中那么简单……
“往外看”也带来了新问题：换个地方，孩子就能过得更好吗？换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变成更好的自己吗？
这部片子的每一集都像一面镜子
《新周刊》：要是跟没看过《他乡的童年》的人介绍这部片子，你会怎么说？
周轶君：我觉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我觉得这部片子像好多面镜子，每一集都是一面，不光是教育，它能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看清自己是怎么长大的，也能让我们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活法有很多种之后，就会把一些事看开点。《他乡的童年》不全是教育片子，不是说有了孩子才要看。
《新周刊》：片子信息量挺大，你们怎么准备工作的？
周轶君：我们有个调研小组，大家一起商量，先定去哪些国家。我觉得这些国家和社会都有特别明显的特点，这些特点在教育里也能看出来，而且对我们有启发，那我们就先看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书，同时，调研员在当地找人打听情况，最后我们再商量怎么拍。联系拍摄特别难，尤其是德国，他们对隐私的保护到了顶点——当然我很尊重这一点。有时候找人拍特别难，过程很长，我们就得死磕。
《新周刊》：这部片子，你们收到过什么印象深的反馈吗？
（图/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）
周轶君：有个在德国待了十年的观众留言，说我们抓到了德国人对犯错很宽容的特点。他还举了个例子——他工作的时候，把客户A的资料错发给了B，以为自己要被罚了，结果老板很宽容，说“谁没犯过错？”。他们有补救的办法，这些错误也没影响他升职加薪。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挺高兴，说明我们抓的点是对的，这位观众也给了我信心。我最开心的就是，观众真明白你在干嘛，明白你想说啥。
世界很大，有丰盛的生命样貌
《新周刊》：说第二季，我和好多观众一样，看新加坡那集时挺复杂的。新加坡的教育特别精英，或者说特别功利，孩子好像小学就要背很多上一辈都没背过的担子。你和那些爸妈聊的时候，会觉得他们的教育方式有点过吗？
周轶君：我可能不会简单说“过”。我在片子里也提到，每个社会运行，都有自己的惯性。新加坡为啥会是今天这样？其实是好多因素造成的。你不能简单说“他们都太卷了”“他们都太疯了”。我们可以想想，为啥？或者说，他们能不能不这样？得懂教育背后的原因——这也是我在片子里想说的。首先你得看到新加坡人历史上的“拼命”，因为他们的生存危机感特别实在。那这种危机感，和现在新加坡人的观念有没有冲突？他们又会怎么看这事？
（图/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）
新加坡也有教育专家对他们现在的教育意见完全不一样。有个专家说，小学的成绩，或者说小时候的学习，为啥能决定人一辈子后面的事呢？这根本不应该。我想起我们在法国找的一个幼儿园老师。我跟他说：“中国有句话叫‘三岁看老’，你觉得呢？”他带的孩子刚好三岁，他也能看出这些孩子不一样的性格，但他不会和家长多聊对孩子未来的想法，为啥呢？他觉得，童年只是人生长故事的开头而已，他们都会变的。你看，大家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帮我们全面想这个问题的，对我来说，我真不会给他们下结论，说他们太卷了、太疯了。
回到新加坡，其实它好多地方特别好。它有卷的一面，但社会也挺朴实包容的，新加坡也给不同的孩子提供了不同的路，它对残障孩子的保障也让人挺感动的。你不能让新加坡人都变成法国人，也不能让芬兰人都变成新加坡人。所以我只能说，世界大，宇宙大，它有不同的、丰富的活法。
《新周刊》：拍的时候，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想起自己小时候？
周轶君：很多。要不是拍这部片子，我都不会想自己是怎么长大的。回想起来，拍的时候挺感动的一件事，就是在以色列拍的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成绩好坏会让我不自觉地评判自己。可是等读完大学，进了社会，你会发现考试成绩根本不重要。这时候没人给你打分了，考试的标准突然没了。当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看自己？你会回想过去，好多事是怎么回事。
2017年，英国威尔特郡。一天课结束后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学校的孩子在花园里玩。（图/Ian Berry）
后面在新西兰、泰国也一样。他们会觉得孩子考不好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老师的问题——老师怎么不多帮孩子通过考试呢？这时候我会想：他们为啥不用学习成绩评判孩子呢？所以，通过这些事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还有别的可能。
父母难免有很多执念，甚至时时刻刻全是执念
《新周刊》：泰国那集里，当过陪读家长、最后出家的“圆满师父”挺有意思，他的故事打动了好多人。很多父母对孩子还是有“阶层跨越”的期待。
周轶君：我觉得，不只是“阶层跨越”的期待，这些父母对孩子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有个简单的想法，他们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好。这些人都是中产。他们再往上走，能走到哪呢？他们的财富是要花掉的，如果下一代只上了个好学校，将来能怎么样，也不好说。所以我想他们想的更多不是阶层问题，而是通过孩子完成自己心里没做完的梦。
“圆满师父”这人确实挺有意思，他一开始是和老婆来泰国给孩子陪读的，禅修之后出家了。后来剪片子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采访时说的那句话。他说，他要是不出家，对他们的爱也不够，好多事也悟不了。他的意思是，父母难免管太多，难免有执念，甚至时时刻刻都是执念。其实他选择出家，等于把“父亲”这个角色挪开了。从某种程度说，他给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自由空间。这话挺极端，你听了会想，怎么可能呢？爸爸怎么能不在呢？但从某个角度，我能理解他说啥。这当然看他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爸爸。而且泰国很特别，他说的出家和我们想的不一样，孩子也知道他在哪，能经常找他，不是见不到爸爸了，不是那样的。
（图/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）
《新周刊》：片子里有几集都聊家长陪伴的事。特别是，女性在养孩子里的角色，不同文化里很不一样，好像女性承担了更多家里陪孩子的事。
周轶君：在一个家里——不能说所有家，但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——妈妈对教育想得更多，甚至可以说更焦虑。但现在也有变化，比如德国女性变化就挺大。这和历史有关，二战后，德国专门有个词叫“德国妈妈”。
以前的德国妈妈围着三个“K”转，就是三个K开头的德语词：第一个是教堂（Kirche），第二个是孩子（Kind），第三个是厨房（Küche）。二战后，好多男人打仗死了，人不够，国家重建的责任就落在女性身上，她们干了各种工作。从那以后，德国妈妈承担的社会责任就特别多。现在你去柏林，经常能看到爸爸推婴儿车。我们在德国拍了一个“儿童博物馆”，出来陪孩子的大部分都是爸爸。
《新周刊》：这部片子最后的效果和收到的反馈，和你想的一样吗？
周轶君：拍之前，我没做太多预估。因为虽然有个大概框架，但在现场，哪怕你联系好了一所学校、一个家庭，也可能有很多意外惊喜。比如法国那集。通过调研，我们知道法国人很看重吃，他们的美食特别有名。所以我们想拍他们的味觉教育，也拍艺术教育和哲学教育怎么搞——这些是有计划的。但拍的时候，我发现，他们所有的教育都指向一件事——说话。
2020年，法国巴斯克地区。孩子们从索库阿堡垒要塞的顶部跳入水中。（图/Emin Ozmen）
我们以前没意识到说话对法国人这么重要，只知道他们重视法语。但在法国人看来，说话本身就意味着好多东西。意味着你是不是在思考，词汇量够不够，能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是不是一直在探索精神层面的东西……所以，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条新线。这些看起来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哲学、味觉、艺术和教育，其实是一件事，都体现了法国人在说话上特别用心。
这里面有他们的思考、追求，还有他们对“人活着是啥”的回答。然后你一下就懂了法国好多文艺作品（比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），法国好多电影为啥那样，还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为啥那样。教育这件事，其实是整个社会样貌的底层逻辑。通过看教育，你一下子就能明白，这个社会的人是怎么长大的。
编辑 朱人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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