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关渔
午夜的医院走廊里，呼叫铃响个不停。年轻护士弗洛莉娅（Floria）在病房里来回穿梭，脚都没停过，眼神还是又温柔又坚定。手术室那边催她去接刚醒的病人，失明老人的女儿求她帮忙找眼镜，快不行了的病人家属在床边哭，等着她去安慰……
在瑞士导演佩特拉·沃尔普（Petra Volpe）的新片《夜班》（德文原名Heldin）里，夜班护士弗洛莉娅在病房住满、又缺人手的地方，过了个提心吊胆的一夜：她和另一个同事得照顾26个病人，还得带一个实习生。
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有一个人在异乡害怕地等着检查，有快不行的时候家属一步不离，有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心里憋屈的，也有絮絮叨叨说些家常事，想找个人听她说。弗洛莉娅忙得脚不沾地，打针、发药、清理、记录、安慰病人，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不敢有半点松懈——因为她知道，稍微“走神”就可能出大事。结果呢，她累得不行了还是出了错，把两个病人的止痛药搞混了。同事只能安慰她：“别自责，谁都会犯错。”说完赶紧在病历上记了下来。
更麻烦的事接踵而至。一个病人不幸去世了，VIP病房里有个商人病人，摆着架子对她各种挑剔，急救铃突然又响了。在这场快失控的“跟时间赛跑”里，弗洛莉娅咬着牙，用超出常人的劲儿硬撑着。快撑不住的时候，她还是尽量用人的温度去对待病人：给刚入院、坐立不安的老妇人唱摇篮曲，抽空听一听绝望的年轻妈妈说心里话，用微笑和握手传递安慰。
弗洛莉娅的这一夜，就是欧美千千万万一线护士的真实写照——当一个夜班因为人手不够“乱套”时，暴露出的正是现在欧美医疗护理体系的“结构性失衡”问题。
护理危机：当“英雄”难掩系统性困境
这部在柏林电影节一上映就引起轰动的现实主义影片《夜班》，把镜头对准了医院一线。导演沃尔普给片子取名“Heldin”（女英雄），这个词本来是形容战士的，她用来赞美护理工作中需要的勇气和牺牲。疫情以来，欧美社会老把护士这些“关键工人”（essential workers）叫“英雄”，可光说好听的不行，背后是护理劳动长期被小看、被忽视。
沃尔普也看得明白，在“英雄”这个听着挺尊敬的称呼背后，是护理劳动长期被低估、被冷落。“这工作特别复杂，情绪负担又重，可咱们社会里严重把它看低了、看轻了。”她接着说，护理行业干活的多数是女性，“很多国家80%的护士都是女的”。护理岗位女性多，加上工资低、福利差、晋升难，再加上人们对性别的老印象，就成了“重要但不被重视”的典型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份研究也说了，基础照顾工作集中在低薪岗位，很多从业者自己经济上就不稳定，带薪病假、医疗保险也不普及——这跟社会对她们“缺了不行”的道德期待，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。
当“英雄”的夸奖慢慢不顶用了，欧美的护理体系还是一堆结构难题：人手不够、超负荷干活、工资低、社会没认同感，甚至干得人身心俱疲。就像电影里演的，压力大护士难免出错，可一旦有人因为太累请病假，剩下的同事活儿更多了，这就成了恶性循环。
“好几处情节，让我心想，天哪，现实中就是这样。”英国《卫报》采访了一位有25年经验的护士，电影放完她这么说，“它把咱们护理工作的恶性循环演得太准了。大家体力、精神都绷到极限，有人撑不住倒了，剩下的活儿更重……那种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、永远干不完的无力感，太真实了。”
弗洛莉娅夜里遇到的缺人手、一个人顶好几个的混乱场面，可不是个例。在欧美很多国家，护士不够、干太多早就是常态，从“阶段性问题”变成了流失严重的大问题。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最新评估说，照现在这个趋势，到2030年全球护士缺450万左右。国际护士理事会（ICN）根据疫情后有人离职、培训不够的情况算过，要是缺口一直拖着、不解决，全球“可能”缺1300万护士。ICN在2023年呼吁各国把护士短缺当成全球卫生紧急事来优先处理。WHO欧洲办事处警告，护理人力危机就像“滴答响的定时炸弹”，再不管的话，以后看病更难、等的时间更长，甚至整个欧洲公共卫生体系都保不住。
“弗洛莉娅”因此成了护理工作者能代入的一个公共符号。《夜班》像块石头扔进社会里，激起不少浪花。英国、德国等地，不少护士上街抗议，举着标语“#我们都是弗洛莉娅”（#Wir Sind Floria）。她们诉求很简单，不想再被当成不要钱、拿健康换的“英雄”，而是想当个普通劳动者，该有的尊重、合理的工资和工作条件，都得有。
其实，“英雄化”的说法，某种程度上反而掩盖甚至加深了系统性问题。就像蝙蝠侠那样的“英雄”，总被写成不用睡觉、不怕死的样子。可真实世界的护理工作，就该是一份正常的职业，该有规律的作息、公平的工资、明确的职责范围。把护理者神化成英雄，反而让大家觉得她们“无私奉献”是应该的，仿佛牺牲是本分，一提改善待遇，就好像对不起“英雄”的名声。这种心态最后只会让护士们扛不住，要么热情耗尽（累垮了甚至辞职），要么只好离开喜欢的岗位另谋生路。
同时，沃尔普说，护理危机也暴露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——女性的照顾劳动在社会经济结构里，一直处在边缘。老观念和现在的体制下，“照顾”常被当成看不见的道德义务或者女人的天职，而不是能算出来、能定价的专业技能和生产力价值。这就导致很多关系大家福利的劳动，要么在家里白干，要么在市场上被低价买走、把价值看低了。英国作家卡罗琳·佩雷斯在《看不见的女性》里引用的数字挺吓人：高收入国家没报酬的照顾劳动，经济价值能占到GDP的50%左右，低收入国家甚至接近80%。这些投入没进官方统计，也没相应的政策支持。这就形成个荒唐现实：社会运转靠无数默默无闻的护理者撑着，可始终“看不见”她们。
就算进了有偿体系，护理者也常是“隐形人”。医疗系统里，人们习惯把荣誉给医生这些“白领”专业人士，却忘了维系医院运转的大批基础队伍——护士、护理员、护工、清洁工、配餐员。他们活在叙事和资源的阴影里。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的ACS职业分类说，美国护理支持、服务和直接照顾这些“医疗支持类”岗位，有530多万人，可这些岗位的待遇、地位跟价值严重不符。2019年，美国护理支持和服务人员时薪中位数才13.5美元，其中家庭护理和个人护理员更低，才11.5美元。工资少，让近20%的护理工作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40%多得靠某种公共援助过日子。更不公平的是，这些岗位八成以上是女性做的，少数族裔员工比例也比平均水平高得多。
换句话说，护理劳动大军里，集中着社会上最容易被忽视、被歧视的群体：女性、少数族裔、移民（尤其是在西欧北美的护理体系里，外来移民和有色人种妇女占不少）。她们干着繁重又琐碎的照顾活儿，却常被当成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。这正是沃尔普说的“护理工作被矮化”的现实注脚，也是劳动市场里性别、种族不平等的直观表现——那些“别人不愿干的活儿”，常由社会底层的女性来干，而且工资少、权益没保障。
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疫情期间有份研究报告，真实展现了低薪一线医疗工作者的处境。媒体聚光灯下，医生和注册护士是抗疫英雄，可他们只占医护人员的一小部分。占比更大的数百万低薪医疗工人（护士助理、护工、清洁工、养老院护理员、居家护理员等），既面临生命危险，又缺防护、缺尊重。
报告里有个受访者——46岁的萨布丽娜·霍普斯，是一家护理机构的保洁员。她知道自己对防止院内感染特别重要，每天认真清洁消毒，还当着不能探视病人的家属和患者之间的“情感桥梁”，陪他们说话，缓解孤独。“大家提到医护人员，首先想到医生和护士，从来没人想起我们这些搞保洁、做饭、让医院运转起来的人。”可她说，自己一直感觉“没被看见”。
疫情后，这些幕后的“英雄”冒着风险上班，却常拿着最低工资，防护装备也不够。他们绝大多数是女性，而且很多是有色人种。虽然被贴上“必不可少”的标签，却常觉得自己被当成“可有可无、甚至能牺牲”的人。不少受访者心里矛盾，一方面为工作自豪、喜欢患者；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和雇主的忽视、薄待感到沮丧，甚至愤怒。
“早就该真正把我们当成缺一不可的了，”这份报告替他们呼吁，“请认识到我们的价值，采取措施保护我们，给体面的工资和必要的支持。”
护理工作在医疗领域的不平等，还有一个挺讽刺的对比。医疗题材的影视剧里，医生常是“救死扶伤”的英雄，护士却常被当成医生的辅助，甚至在通俗文化里成了背景板或者花边角色。演《夜班》主角弗洛莉娅的演员里奥妮·贝内施（Leonie Benesch）感慨，以前医疗剧里，“医生永远是英雄主角，护士就是挂吊瓶、端咖啡，或者跟医生谈恋爱的背景人物”，很少有作品真正聚焦护士每天的英雄事迹。这种叙事缺席，更让大家觉得护理劳动不值钱。
难怪导演沃尔普要说，“照理说，护士应该在社会阶梯的最顶端——毕竟没有她们，咱们的健康、生命都保障不了——可现实正好相反。”她把《夜班》当成写给这个职业的一封“情书”，希望让大家对护理工作有共情、有敬意。可光有共情不够，更重要的是把这种认知变成改革的动力，让制度真正看见、重视她们。
《夜班》里有幕挺让人深思。一个脾气差的私人病房病人对弗洛莉娅吆五喝六，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，却不管她已经忙得分身乏术。管理者只关心服务指标，不肯加派人手，只让护士们“扛着”。在这种“两边夹击”下，一线劳动者被压榨得快透明了，服务对象和资本方都把他们当成理所当然，却很少有人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难处。
很多欧美护理工作者还面临多重身份边缘化的问题。近年来，欧美媒体和学界越来越关注“全球看护链”现象：富裕国家靠引进别国女性劳动力填补照顾缺口。英国、德国的养老院特别依赖东欧女性护工，美国的家庭护理和保姆大量雇拉美、菲律宾移民。这些移民护理员既是所在社会的“关键工人”，却常因为种族、国籍、性别的三重身份，被边缘化，拿着最低工资、干最累的活儿，还得忍受部分雇主的偏见和剥削。
菲律宾裔导演伊莎贝尔·桑多瓦尔的影片《通用语言》（Lingua Franca）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奥利维亚以非法移民身份在纽约照顾卧床老人，自己却每天怕被抓、被遣返。她对年迈雇主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却没法获得身份安全感，只能偷偷“假结婚”，想拿到合法居留身份。千千万万个奥利维亚在别的国家家庭里承担着亲人般的照顾角色，支撑起无数欧美家庭对老人、病患的照顾需求，却常没有合法身份、缺劳工保障，就像“借来的身体”，既支撑着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运转，自己却飘在公民权利之外，随时可能被换掉、被赶走。既被社会需要，又被制度遗忘，这种双重隐形性，就是很多欧美女性移民护理员的共同命运。
重估劳动价值：谁来守护“守护者”？
不管是《夜班》里累得不行却坚守的护士，还是《通用语言》里偷偷摸摸生活在暗处的移民护理员，她们遭遇的困境，社会维度不同——阶级、制度、性别、种族——但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在人类社会里，照顾和服务性的劳动被系统性低估，重要性和回报、投入和保障之间差太多了。要改变“英雄拼命奉献、底层透支支撑”的现状，必须从制度上正视关怀劳动的价值，在物质和道义上都承认它。
劳动政策上，提高工资、改善待遇是最直接的。布鲁金斯学会那份报告的建议挺明确，路也不复杂：把低薪医疗等关键岗位的工资提到能养家糊口水平，确保足够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福利，给带薪病假、家庭假期，在排班、人岗比、申诉机制上定“尊严条款”。这些听着朴素的要求，正是欧美一线护理工作者最盼的。
近年来，欧美护理行业也把诉求摆到了社会上。英国2023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护士大罢工，要求政府给NHS护士加薪、补人手，缓解多年紧缩下的人力危机。美国多地护理院工人组织集体谈判，要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疫情后的奖励。欧洲大陆上，围绕《夜班》的讨论，已经让一些政客意识到护理业“问题积压太久，刻不容缓”。德国正准备新立法，加强对护理行业的投入，还考虑借鉴邻国经验搞“患者候补清单”，缓冲医院人力紧张。可以说，文艺作品的反思，正在变成现实改进的机会。当公众通过银幕真切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压力和重要性，才会更支持结构性改革。
制度层面，一些欧美国家开始检查护理体系的工作流程和人员配置标准。强制护士配比成了讨论焦点之一。美国加州早在2004年就立法规定医院的“护士：患者”比例。纽约等地疫情后也要求医院设临床人员配置委员会，制定并公开本院的人员配置计划，对重症监护等重点科室定更严格的比率，避免过度压榨护士。可很多地方因为人手不够，强制配比落实不了。一些医院管理者指望技术手段，比如数字化工具、人工智能，减轻护士的非护理负担。数字医疗在疫情期间确实起了作用，比如远程监测、线上问诊缓解了部分人力压力。但权威护理机构如国际护士理事会（ICN）反复提醒，技术代替不了护理者的温度。再先进的技术，都应该赋能护理工作者，而不是让她们更边缘。技术应用必须以人为本，才能真正帮上忙，而不是添负担。
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政策系统性改革和投资倾斜。2023年，WHO欧洲会议通过《布加勒斯特宣言》，呼吁各国从五个方面弥补护理人力危机：（1）改善护理人员的招聘和留任；（2）加强护理人才供给（比如加大教育培训投入）；（3）优化现有护理队伍的能力和绩效，比如给继续教育机会；（4）科学规划未来卫生人力需求，提前布局；（5）增加公共投入，用于护理从业者的教育、职业发展和安全保障。宣言强调，这是各部门、多方一起做的事——不光卫生部门，财政、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得参与。只有把护理人力当成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，才能摆脱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被动局面。
常被忘但同样重要的是，欧美社会得扭转对护理工作的偏见。因为老观念，护理工作被当成“女人干的活儿”“‘吃苦耐劳’式的奉献”，导致工资低、地位低，男性也不愿干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要改变这个，得从舆论、教育一起下手。大众媒体在夸医生、科研人员的同时，也得多关注护士、护理员、护工这些群体，讲她们的故事，用正面形象提升社会认同。学校职业指导应该鼓励更多年轻人进护理等行业，帮他们突破性别偏见，强调专业性和价值。政府可以给奖学金，用学费减免、带薪实习、学徒制等措施吸引并留住人才。只有当“关怀劳动”从被动的道德期待，变成回报清晰、路径明确、受尊重的专业选择，人才短缺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。
《夜班》的导演沃尔普接受采访时感慨，她拍这部电影，也是想让公众看到，护士需要的专业素养一点也不比医生差。遇到危急情况时，她们独当一面的责任心和技术能力，足以决定生死。演主角的贝内施为了演好护士，去医院实习过，学配药、扎针、量血压，希望“真正的护士看不出我和专业人士的区别”。护理是需要精湛技术和高度责任感的职业。当我们重新定位这些关怀职业的专业价值，自然会在观念和政策上给它们更高的待遇和地位。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是观念上的觉醒和价值转向。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早就指出，市场经济倾向于低估“情感劳动”“再生产劳动”的价值，但这些劳动对社会福祉太重要了。美国社会学家阿莉·拉塞尔·霍克希尔德提出“情感劳动”概念，说很多服务业从业者（比如空乘、护士、客服）提供服务时，付出了大量情绪管理的努力，却很少得到认可和补偿。这些看不见的付出，和体力、脑力劳动一样真实。
人类社会终究是个互相依赖的网络，没人能完全脱离别人的劳动活下来。危机来了，真正托住我们安全的，不是抽象的金融游戏或科技奇迹，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互助和照顾。“马斯克居然说‘共情是当今最大的问题’，这想法太可怕了。”沃尔普觉得，她作为艺术家，至少要勇敢对抗这种冷酷的潮流。毕竟，再有钱、再有权的人，总有一天也会需要病床边那个照料者。关怀的意义因此是双重的：既是道德价值，也是切身利益。一个缺乏同理心、漠视照护者处境的社会，其实在消耗自己的“安全阀”。当“英雄”们一个个倒下，没人再来守护大家脆弱的生命时，受害者会是整个社会。
所以，护理不该被当成能随时压缩的“成本”，而应看作面向全民健康的长期投资。公共卫生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一再表明，提高护理报酬和福利、扩充并稳定队伍规模，短期可能多花钱，但通过加强基层和慢病管理，减少昂贵的住院和并发症，最后能形成“投入换减负”的良性循环。
说到底，人都是血肉之躯，每个人的生命都离不开别人的托举。承认这一点，就得用更谦逊的态度重估护理工作的价值，用更积极的制度行动改善它们的处境——把关怀从道德感召变成可持续的职业选择。这既是对照护者的责任，也是对人类共同未来的守护。
影片结尾没有刻意拔高的英雄颂歌。清晨朦胧的光里，弗洛莉娅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医院。可能过一会儿，她还得去托儿所接孩子，回家照顾自己的家庭。几小时后，她将再次踏入病房，开始下一个轮班。这样的日复一日不传奇，甚至有点残酷。正是这份持续的专业和善意，托住了无数人的健康和尊严。所谓“英雄”，不是惊心动魄的瞬间，而是长期、隐忍、带着人性温度的守望。
就像贝内施解释为什么用“女英雄”称呼弗洛莉娅时说的：“很多选择这份职业的人都像她一样，发自内心热爱工作。照顾他人会带来巨大的满足。即便环境艰难，人们仍在第二天回到岗位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就是英雄主义。”但这不意味着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个人的奉献精神，然后集体装看不见。社会不该把基本运转建立在少数人的无私上，更不能把善良当成能无限索取的廉价资源。机制得改，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、每一项基础劳动都得到应有的尊重，让选择照顾他人的人不必透支身心。
或许我们该重新定义“英雄”二字。英雄不该是被动牺牲的代名词，而应得到制度的保护和尊重。更进一步说，我们能不能从她们身上领悟，怎么打造一个更有韧性、更有人性的未来？
导演沃尔普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时，能成为“更好的病人”——换句话说，成为一个更懂得体谅和感恩的人。在宏大的公共叙事里，这可能还意味着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，用更开明的眼光、更坚决的行动，推动建立一个尊重每一位劳动者、真正有人道关怀的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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